当时印行的《张文襄公电稿》即甲编66卷-宠物资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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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奏-当时印行的《张文襄公电稿》即甲编66卷-宠物资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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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普会见扎克伯格

以上約計一百十卷。此外有《書目答問》、《輶軒語》、《勸學篇》、《十六家詩鈔》四種,擬不編入。

張之洞電稿手跡張之洞電稿因其記事系統、首尾完具的性質,在反映時政、世局以外,竟然還可有類同日記、年譜的功用。但電報形式特殊,在當時「多不發抄」,原件常有失落風險,許同莘檢點遺稿,即發現「其中遺漏之處不可勝數,尤以函電為甚」。他對於「電稿」這一類文獻,始終全神貫注,搜求不遺餘力,《張文襄公電稿》跋文敘編纂經過:

張之洞戊戌(1898)電稿冊(來自網絡)

又例如電報署名有時故意隱匿或用代稱,而這類文字恰可能別具「深心」,須特別留意——「至署名處有用『名心泐』、『名心叩』字樣者,事後與人共見,固不妨改從一律。然當日自具深心,亦仍原文,以昭核實」。再者,「有公不便徑達,由掾屬具名者,以原文必經公授意,或竟手自屬稿,茲一例錄入,仍低一字,別於正文」、「來電或加圈,亦公手筆」,這一類格式問題當然包含了值得探究的歷史信息,但須檢閱《電稿》原刊本才能抓取,在後出的橫排點校諸版本中上述「形式」已不復存,相應信息自然也就流失了。這是我們現在利用《張之洞全集》時必須注意的。

函稿六卷。此卻不可刪,王本當添入數篇,可以補入,惟家書不必刻。

原稿浩博,輯錄頗難,太簡則失真,太多則寡要,意為取捨,尤恐于當日事情不合,審慎至再,略就事理輕重,分為三編。此六十六卷,為甲編,以待刊行,余為乙、丙兩編,以備世守。丙編無關宏旨,如公牘之有例行文件。乙編稍要,而在全稿為剩義。甲編所裁則要旨宏綱,靡不賅備。雖不敢謂一無掛漏,然參互考求,可什得八九矣。(許同莘《〈張文襄公電稿〉例言》)

如照此辦法,則全書一百一十卷,可分訂為五十冊(或四十六冊),用小本印行,略如石印二十四史之式,大約每部工本須十五元左右,出售時定價從廉,可定為二十元(或稍加),如擬交書局(如商務印書館之類)代印代銷,則不須出資,尚可抽版稅,每年結算,照書價收,可分之十五,但銷售部數不能預定耳。

自公歿后,遺文未經流布,士夫皆思讀之,公子君立京卿設書局,集舊日僚吏,屬以編校。遭時多故,僅逾年而書局遂散。電稿一編,閩縣王君孝繩實任輯錄,着手方始,遽以病卒。同莘編奏議、公牘既竟,竭三載之力,始蕆其事。初,公在武昌置寫官十餘人,錄往還全稿,丁未(1907)入都,以稿自隨。而督粵者猶闕,同莘求副本于粵、鄂,則辛亥之變已盪焉無存。會王法使秉恩藏副篋中,出以相示,其散佚者,又借抄方略館、總署檔冊以補之,於是條理貫穿,首尾完具。中經世變,得不失落,可謂幸矣。全稿凡二百余冊,今所編錄不及其半。

尚可補充的是,《張文襄公全集》編成后,許同莘仍未完全結束這方面的工作,一度擬刊「文襄公全集重編節本」,重編之法則與王樹枏略有別。筆者在「孔夫子舊書網」檢到許同莘致王嵩儒信札,附「文襄公全集重編節本辦法」,頗有價值,茲轉錄如下:

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苑書義、孫華峰、李秉新主編之《張之洞全集》十二冊,2008年武漢出版社出版趙德馨主編之《張之洞全集》十二冊,均以1928年北平文華齋刊本《張文襄公全集》為底本。河北版《張之洞全集》分奏議(72卷)、電奏(13卷)、公牘(84卷)、電牘(100卷)、勸學篇(2卷)、輶軒語(2卷)、書目答問(4卷)、讀經札記(2卷)、古文(2卷)、書札(8卷)、論金石札(2卷)、駢體文(2卷)、詩集(4卷)、抱冰堂弟子記(1卷)、家書(1卷),共15種,299卷,其中電牘由80卷增至100卷。據編者統計,河北版《張之洞全集》較《張文襄公全集》,「總計增加了400餘萬字,大致增加了一倍多」。(秦進才《張之洞全集的整理歷程》)惟增加的部分,未作具體說明,在未對兩者作充分比對之前,難知其詳。

戴海斌:「張之洞電稿」的來源、編纂與流傳

前述許同莘對卷帙浩繁的張之洞電稿採取「分為三編」的整理方式,先行付梓的《張文襄公電稿》66卷即為「甲編」,而甲、乙、丙三編原稿一併歸交張之洞後裔收存,后經輾轉流傳,現在成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「張之洞檔案」的一部分。據茅海建先生調查,「『張之洞檔案』的主體部分,是張之洞的幕僚許同莘編《張文襄公全集》時所據之原件或抄件,還留有許同莘的許多抄目和批註。上世紀50年代由張之洞曾孫張遵騮贈送給近代史研究所;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圖書館歷年購置,收集而入藏的,總計492函,內有兩千余冊及數以千計的散頁」。(茅海建《戊戌變法的另面——「張之洞檔案」閱讀筆記》,自序)

目前所知存世的張之洞電稿,除以社科院近代史所藏為大宗外,還散見於其他一些地方,例如國家圖書館藏《張文襄公電稿》抄本,108冊,分裝18函,又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《張之洞電稿》抄本,收錄從光緒十五年至三十一年張之洞與各處的來往電報,共計47冊。另有「東方曉白」整理《張之洞(湖廣總督府)往來電稿》,刊載於《近代史資料》第109號,內容不乏史料價值,惟史源並不清楚,尚待進一步調查。

對於來件的評估取捨,其實非常考驗編者眼光。許同莘定下了兩條標準:一、「有去電無關重要,而來電必宜輯入者,則兩存之」;二、「有去電字句無多,而前後來電敘述詳盡,應連類及之者,則並存之」。他也說明如此去取的理由,「此為備掌故,彰殊勛,于理宜然,不嫌變例」,「至並時僚友議論往還,深識遠慮,往往足資考鏡,間存一二,以概其餘,則集思廣益之義云爾」。(許同莘《〈張文襄公電稿〉例言》)

電稿數量巨大,如何實現分類整理,采紀事本末體,抑或編年體,頗費斟酌。許同莘考量再三,最終決定將電文按年月日期先後排列,而各卷基本圍繞一個主題,如上文舉例,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卷皆有關中法之役,而各有側重,體現「編年之中寓紀事之意」。另有少量不涉主題的零散之件,則按日附入,亦如主流之外「不廢溝澮」。電文內容龐雜,且多重複者,擇別之際,則有一些更加細化的標準:一、「通問之辭,有泛應之語,有更端而旁及,有一義而重申,如斯之流,宜入別錄」;二、「一稿數見,則錄其一,而注云並致某處」;三、「若后稿視前稿加詳,乙稿述甲稿大要,則存其詳者、要者」;四、「有事近細微,而不容遺漏者,自應巨細兼賅,方見全神貫注」。總括言之,在大框架和準則之下,多有靈活處置,這也符合許同莘「因事起例,惟義所適」的自期。

19世紀80年代初,清朝開始大規模架設電報線路,而不久即逢中法因越南問題發生衝突,為應對緊急態勢,清政府進一步開放電奏,並利用電報加速地方之間信息快速。張之洞于重要公文書,向來親力親為。前在山西巡撫任上,苦於文案無人,「一切筆墨皆須己出,不惟章疏,即公牘亦須費心改定,甚至自創」。(《致張幼樵》,光緒八年五月)1884年,調任兩廣總督后,他即開始大量使用電報,此後近三十年的大吏生涯中,幾乎無一日無電稿,無一稿不經心,「出於手稿者十之八九」。

綜合以上幾種說法,可知電稿的主要來源:(1)1889年張之洞督鄂以後電稿,基本保存完整,張本人在1907年北上之前,已命抄手按規定格式謄錄副本,並攜帶到京。(2)督粵時期電稿,原本已不存(見《張文襄公電稿》梁鼎芬跋記),主要根據張之洞幕僚王秉恩所藏鈔本錄副,缺漏不足者據軍機處方略館、總理衙門檔冊補充。(3)其他又有陸續增補,如「光緒二十三年致各省電文,舊抄本缺一冊,戊辰春得見幕府底本,依次錄之,為補遺二卷」。據王樹枏《〈張文襄公全集〉凡例》交代,「奏稿中原缺光緒十年各電稿,及光緒二十三年致各省電文舊抄本缺一冊,遍覓弗獲。及全集刊就,許君始於書肆中得之,延津之劍於是複合。……擬俟許君編公年譜告成,賡續補刊,特先識其概略,以代左券。」則光緒二十三年電文抄本的發現,已在《張文襄公全集》刊行之後,故未及編入,后亦未補刊,今或已散佚。

電稿六十六卷。此稿十之六七,皆文襄公親筆,不宜多刪。惟所附之各處來電,則可多刪,擬編為五十卷。此稿初編時,因稿本不全,有缺漏處,王本亦未補入,其所缺之稿,近年已設法覓得。計應補入者,約有兩三卷,此可包括於五十卷中。

張之洞電稿的編排,還貫徹了一個極具特色、但非常實用的方法,即將他人他處來電附錄于張之洞相應電稿之後,以便讀者把握前後脈絡,同時精心擇錄,適量而止。許同莘特別解釋了這一做法的初衷:

一事之起,必有由來;一端之發,必有究竟。電文既略,若不與來電參觀,則如隱謎、歇後,索然無味矣。第附錄過多,又慮喧賓奪主。茲編所錄,只就見存來稿與去電互相發明者刪繁撮要,辭達而止,其有異同,亦不偏廢。蓋審病用藥,方知良醫之苦心;持枘內鑿,亦見大匠之寡合。且事理本無窮盡,論事當抒已見,公每為僚屬剴切言之。竊本斯指,以為準則,惟來電大意,已見於去電本文者,則不重出,藉省繁複。

武漢版《張之洞全集》依奏議、電奏、公牘、電牘、書札、家書、勸學篇、輶軒語、書目問答、讀經札記、論金石札、古文、駢體文、詩集、弟子記等項排列,分為十二冊,不分卷次。據各冊「編輯說明」,其中第4冊收錄電奏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閏五月,迄至光緒三十三年(1907)八月,共469件(不含附件),較《張文襄公全集》的444件,增補25件;第7至11冊收錄電牘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六月,迄至宣統元年(1909)六月,共7358件(不含附件),較《張文襄公全集》的4060件,增補3298件,「其中除少量外,均錄自抄本《張之洞電稿》(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藏)」。按電奏、電牘數目,系筆者據各冊「編輯說明」合併統計而得。又,編者「前言」指出:「本書收錄文獻共14453件,比底本多7802件,比河北版多3473件。在當前階段,它應當算是一種比較完備的本子。」(趙德馨主編《張之洞全集》第1冊 ,前言)惟同一編者,在另外場合卻又說,「本書收錄文獻共13600件,比底本多6900件,比河北版多2600件」。(趙德馨:《求全·求真·求准——編輯〈張之洞全集〉的做法與體會》,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》2008年第4期)兩種說法並不一致,未知孰是?

最後再贅一句,許同莘撰《編輯〈張文襄公全書〉敘例》(1920年)一文,不僅保存了張之洞「遺文」最初整理、編纂的相關故實,而且全面反映其「儘力于文襄文字之役」的經驗心得,對於錄入張集的不同類型(文體)文獻的性質、特徵及價值一一解說,平實可信,俱見功力,而就「編次之法」斟酌損益、精益求精,尤見其對「文體」的敏感,表現出醇厚的文史素養。此文非為「研究」而作,但許多內容與後起之史料學觀念暗合,實為今人檢閱或利用《張之洞全集》之前必讀之文。某種意義上,「敘例」也屬於廣義的目錄之學,而且更符合「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」的本義。此處便有必要重溫清人王鳴盛之言:「目錄明,方可讀書,不明,終是亂讀。」

雜著四卷,不刪。金石文五卷,新增。詩集無卷數,不能刪。弟子記一卷,不可刪。年譜,現擬之稿預計約有四五卷,如此稿成后,別為節本,則二卷即可。

張之洞電稿編成,全稿多達二百余冊,在當時條件下,勢必不可能悉數排版印行。許同莘經過慎重考慮,採取了「分為三編」的做法:

電報是一種晚近才出現的、形式特殊的文書,相應有其專門的編輯體例,也即許同莘所謂「編次之法」:

許同莘:《編輯〈張文襄公全書〉敘例》,庚申[1920]五月)

奏稿五十卷。(此指同莘所編之本而言,王晉丈所編者,將此五十卷分拆為七八十卷,其大體無甚出入,以下言卷數者仿此。)擬刪節三分之一,末有謝折四卷,擬全刪。惟王本于奏稿之起訖(如「奏為」至「仰祈聖鑒事」,及「所有」至「緣由伏乞聖鑒」之類)皆刪去,此卻不可,仍以補入為宜,計此稿刪本,可編為三十六卷。

公牘二十八卷。王本已有刪節,茲擬刪為八卷,內咨、札可以多刪,批牘則所刪者較少。

張文襄公電稿,始自督粵,訖于入相,先後二十三年,諸稿出自手書者十之八九,半生心血,具在於是。同莘曩以末學得奉教於幕下,竊見公端居深念,凡所規畫,必窮究利弊,貫澈始終,一稿既成,反覆塗改,務求事理之安而後已。庚辛之際,危疑震撼,焦心勞慮,繞室彷徨,手治文書,往往徹夜不寐,蓋其盡瘁忘身如此。(許同莘《〈張文襄公電稿〉跋》)

公以一身系中國安危,讀公文字,可以驗世運之盈虛,考時政之得失,一也。立功、立德,非言不傳,章奏、文移,每為體裁所限,惟電文初無程式,語質而事核,詞約而理明,讀公遺編,見公功德,二也。公曆封疆三十年,除撫晉外(時山西無電線),無一日無電稿,無一稿不經心。按日尋繹,如日記、如年譜,憂樂之懷,順逆之境,隨處可見,三也。(許同莘:《〈張文襄公電稿〉例言》)

《張文襄公電稿》于「戊午(民國七年,1918年)六月二十七日編迄」,同年底正式刊行,封皮由張曾疇敬署,內封由陳寶琛題籤,各卷終均有「戊戌許同莘編輯」字樣。這是「四稿」之中最先面世的一種,也是許同莘整理的張之洞著述中卷帙最多、最具特色、也最耗費心力的一種。他曾以親身見聞,說明張之洞對於電稿的異常重視:

2017年,「張之洞檔案」之大部編入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輯「張之洞專輯」,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,共172冊,951卷。據編者說明:「本輯作為張之洞專輯,由於出版計劃的改變,不能將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張之洞檔案全部收輯,所收輯的主要是張之洞的電報和奏稿,包括底稿、定稿、原件、抄件。」查所收錄以奏議與電稿為主,前者包括「張之洞督粵奏稿鈔本」、「張之洞督楚照例奏稿原件」、「張之洞督粵奏摺正本」、「張之洞署江督奏摺正本」、「張之洞督楚奏摺正本」等,後者包括「電稿目錄」、「電奏稿」、「電稿」、「張之洞收各方來電」、「張之洞致各省及外洋電稿」等。其中第2冊至53冊前半為「電稿」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閏五月三十日,迄至宣統元年(1909)七月十三日,第53冊後半至110冊為「張之洞收各方來電」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十年七月初七日,迄至光緒三十四年(1908)九月初十日,部頭均十分龐大,原「張文襄公電稿」的乙、丙兩編或已包含在內。

武漢版的增補工作以「電牘」一門尤其顯著,增補各件均在目錄標題上方加圈,標明與王樹枏《張文襄公全集》、河北版《張之洞全集》的異同,便於已熟悉以上二集的讀者迅速確認新材料。惟其增補的部分,未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「張之洞檔案」。再,據該書收錄原則:「全書以張之洞著述為主,他人資料與張之洞有關者為輔。電牘中,僅有他人來電,而無相應張之洞電稿者不收。」因此,其統計的《張文襄公全集》件數,均指原收錄發電件而言,增補的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藏《張之洞電稿》,也只是「發電」部分,而「來電」部分因非張之洞本人之作,限於體例,並未納入。

按照廣雅書局初設時期的分工,「電稿」編纂主要由王孝繩負責,辛亥年(1911)王氏去世后,許同莘全盤接手,「三歷寒暑,始克竣事,整齊貫串,幾經易稿」。對於電稿的保存、補闕情況,他有所總結:「電牘自己丑(1889)以後最完,乙巳(1905)、丙戊(1906)間置掾吏十餘人寫之,其尤要者,或抄至數分。同莘編輯之時,稿件以六七萬計,從弟同萊助其校理,與底本合勘,又檢出應補抄者二千余件。而督粵者尤闕,展轉求之粵、鄂,則辛亥之變盪焉無有,幸王雪岑廉訪(秉恩)藏副篋中,出以相示,並就方略館、總署檔冊,勘對補其闕佚。於是條理貫穿,始末粗具。」(許同莘《編輯〈張文襄公全書〉敘例》)

因篇幅較長,分成三篇刊布。此為第三篇。

張之洞「號令不時,起居無節」傳於眾口,有筆記小說渲染「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,能十余夕不交睫」。(李岳瑞《春冰室野乘》)

1937年(民國二十六年,丁丑),張之洞弟子甘鵬雲在軍人徐源泉的贊助下,利用王樹枏編印《張文襄公全集》書版,加以修補,又招集張之洞門生故吏石榮璋、劉遠駒、劉文嘉、孫培基、李欽、胡鈞、龍驥等七人分頭校勘,刪去偽造的《家書》一卷,附錄《張文襄公全集校勘記》,印行了13種228卷的楚天精廬版《張文襄公全集》。(甘雲鵬《校印張文襄公全集緣起》、徐源泉《張文襄公全集題記》)其中電奏、電牘兩部分,均一仍文華齋版本。

電稿為文書創格,編次之法,無例可征。書局初議仿紀事本末體,繼慮事類太繁,議用編年體,然概以月日為斷,又不見事之起訖。茲于編年之中紀寓事之意,如第一、二卷為籌戰守,第三卷為爭撤兵,第四卷為圖補救,余卷仿此。其他雜事,排日附見。譬如黃河,千里自成一曲,而匯納眾流,溝澮不廢,大體如是,亦未易截然畫分,正謬訂訛,以俟大雅。

三編的區分,以「事理輕重」為標準,這當然包涵許同莘的主觀判斷,從現在的史料觀念出發,甲編所載固為「要旨宏綱」,但絕不至於「靡不賅備」,而意義稍微次要的「乙編」,以及因循瑣屑、視同「例行之件」的「丙編」,也未必全無利用的價值。不過,無論如何,當時印行的《張文襄公電稿》即甲編66卷,32冊,收錄了大量富含史料價值的電奏、電牘,為後人提供了極大便利,全編起自光緒十年(1884)閏五月三十日起,迄至三十三年(1907)八月四日,收錄張之洞致他人他處電文近4400件,附錄他人他處來電 1400餘件,相較於原稿「不及其半」,然已蔚為大觀矣。

曾居張幕的陳衍指出幕主有「親筆屬稿」的習慣:「奏議告教,不假手他人,月脫稿數萬言,其要者,往往閉門謝客,終夜不寢,數易稿而後成。書札有發行數百里,追還易數字者。」再據張繼煦親身見聞,「公于重要文件,多親自草,不假手於人。余在友人處見公庚子(1900)電稿塗乙殆遍,往往一字改易數次而後定」。(張繼煦《張文襄公治鄂記》)換用張之洞本人的話說,「洞不能常作書,茲因差便,手布數紙。惟有電語,尚可時相聞問。凡電報皆鄙人親筆屬稿,與手書無異也。無論致何處之電皆然,電奏千百言,更不待言。」(《致鹿滋軒》,光緒二十六年)
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「張之洞檔」

值得申說的是,一些貌似只是「形式」、無足輕重的問題,實際上對於我們有針對性地、有效地利用電稿,關係匪淺。例如許同莘提示發電所署日期時辰與電末韻目,會有彼此不符的異常情形,而其原因須從發電人「興居無節」的特殊工作習慣去追究——「各電排比先後,一以時刻為準。惟公治文書,常至夜半,故電尾韻目,猶依本日,而發出已在次晨,韻、日不符以此」。按張之洞為官,以起居無恆為世所知,甚乃見諸劾疏,有「興居無節,號令不時,即其幕友亦群苦之」之言。(大理寺卿徐致祥奏,光緒二十九年)陳衍《書張廣雅相國逸事》雲:「公日凌晨興,披閱文書,有事則遲明。余初見公,約遲明往,堂上然燭以待,尋常辰(7:00—9:00)、巳(9:00—11:00)見客,午而罷,然後食,有事未而罷,或留客食,食必以酒,酒黃白具,餚果蔬並食,一飯一粥,微醺,進內解衣寢,入夜復興,閱文書,見客,子(23:00—1:00)而罷,有事,丑(1:00—3:00)而罷,然後食,悉如日中,不解衣寢,或不進內,蓋分一日若兩日也。」

《張文襄公電稿》刊印時,在文本形式方面,如抬格、署名、日期、收發者官名、地名、電文結尾習語等等,有些遵循了張之洞本人「手定格式」,也有相當部分按照統一原則做了刪略與改動,而衍生抄本在書寫格式、內容分類上同樣各具特徵。(參看秦進才《張之洞著述版本舉要》)

駢文三卷,不刪。散文三卷,內朝考卷二篇,可刪。王本補入一篇,仍應補入。

許同莘致王嵩儒函,論「文襄公全集重編節本辦法」(來自孔網)

許同莘《〈張文襄公電稿〉例言》

張之洞(1837—1909)

筆者按:因為研究的需要,《張之洞全集》是手邊常置的史料書之一,尤其「電稿」部分,大概翻的是最多的。電牘作為近代新興的一種公文類型,張集所收者,無論以絕對數量,還是史料價值來衡量,在同時代人文集中,恐怕也只有《李鴻章全集》可與並論。我個人有一個自以為是的想法,也是在課堂上經常與學生交流的話題,即我們利用史料時,需要對其文體有一定的敏感,而關心史料本身性質、源流、形成(包括收藏、傳播、編輯、出版等等)方面的問題,實際上與藉助史料所欲解決的具體課題並不脫節。這層意思,在方家看來,或不足道,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領域,仍有其針對性。趁着近期整理許同莘輯《庚辛史料》的機會,想把以前積累的想法做一點清理,順便以「張之洞電稿」為例,雜談一些有關史料學的問題。這個工作,對張之洞文獻的編纂與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補充,更緊要的,或在於牽扯出一種意識,即我們可以用何種眼光來看待與利用「電稿」,而一旦有了這種意識,我想對於其他類型史料,也同樣是適用的。

1928年(民國17年,戊辰),王樹枏在許同莘工作的基礎上增補編成《張文襄公全集》,由漢治萍公司資助,北平文華齋雕版刻印,收錄14種229卷,裝印成20函120冊。《張文襄公全集》不僅規模擴大,分類亦有改編,14種分別為奏議(72卷)、電奏(13卷)、公牘(36卷)、電牘(80卷)、勸學篇(2卷)、輶軒語(2卷)、書目問答(4卷)、讀經札記(2卷)、古文(2卷)、書札(8卷)、駢體文(2卷)、詩集(4卷)、抱冰堂弟子記(1卷)、家書(1卷)。原「電稿」一分「電奏」、「電牘」兩種,王樹枏說明區分理由:「許君輯本內列電牘一門,並未分類,茲集分列電奏、電牘兩門,蓋以電奏例由樞臣代陳,仍屬對揚體裁,故附諸奏稿之末。電牘多逾千字,少或數言,繁簡雖殊,究系公牘性質,故列諸公牘之後,亦各從其類也。」(王樹枏《〈張文襄公全集〉凡例》)按電奏13卷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閏五月三十日,迄至光緒三十三年(1907)八月初四日,共429件;電牘80卷,起自光緒十年(1884)六月初七日,迄至宣統元年(1909)六月二十日,共6000餘件。

張之洞電稿跨越時段長,涉及面寬,內容信息量豐富,反映其本人的思想觀念亦較深切著明,正因如此,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。許同莘對電稿價值有充分認知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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